2026-08-07 22:35
摘要:本文从供应链关系的角度探讨企业客户数字化是否以及如何对碳排放效率产生溢出效应。通过分析2008年至2023年间中国上市公司的数据,我们发现客户数字化显著提升了供应商的碳排放表现,且这种效应至少持续三年。这类溢出效应源于客户数字化推动了供应商提升供应链效率并开展绿色技术创新。
摘要:本文从供应链关系的角度探讨企业客户数字化是否以及如何对碳排放效率产生溢出效应。通过分析2008年至2023年间中国上市公司的数据,我们发现客户数字化显著提升了供应商的碳排放表现,且这种效应至少持续三年。这类溢出效应源于客户数字化推动了供应商提升供应链效率并开展绿色技术创新。此外,我们发现那些客户集中度较低,或其客户面临较大环境监管压力的供应商,所获得的数字化溢出效应更为明显。我们的研究凸显了企业客户在通过数字化加速供应商低碳转型中的作用。
引言:全球变暖已成为影响人类生存的极为重要的问题(Preston, 2021; Shu & Tan, 2023)。作为全球最大的碳排放国,中国面临着巨大挑战。根据国际能源署2025年全球能源展望报告,2024年中国排放的二氧化碳量为12.6吉吨,占全球碳排放总量的三分之一。为推动全球气候治理与气候风险防范,中国已正式宣布力争在2030年前实现碳排放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的目标。由于时间紧迫,按时实现“双碳”目标已成为中国最为紧迫的任务之一。如何有效降低中国企业的碳排放,是学者、从业者及政策制定者共同关心的问题。
包括人工智能、区块链、云计算和大数据在内的数字工具,可通过减少资源与能源消耗助力企业提升生产效率(Song et al., 2025; Yang et al., 2025)。多项研究表明,数字技术能够改善企业的碳排放表现(Liu et al., 2024; Feng et al., 2025)。不过现有研究主要聚焦于企业自身数字化对其自身绩效的影响。近几十年来,供应链合作伙伴带来的溢出效应越来越受到重视。客户与供应商的关系会影响企业的避税行为(Cen et al., 2017)、成本控制措施(Hui et al., 2012)以及创新活动(Chu et al., 2018; Lin et al., 2024)。Deng et al.(2025)的研究表明,核心客户集中度过高会显著降低供应商的碳排放水平。然而,关于数字化是否能让客户具备影响供应商碳排放效率的能力,目前相关研究还十分少见。忽视潜在的数字化溢出效应,可能会掩盖减排的重要驱动因素,从而导致政策制定出现缺陷。本文旨在弥补这一研究空白。
客户数字化有助于供应商企业实现低碳转型的原因有二。首先,企业客户是供应商获取外部商业信息与资源的重要渠道(Lee et al., 2011)。客户的数字化实践能为上游企业提供宝贵的外部信息、知识与经验资源。客户针对交易数据给出的反馈,可促使供应商改进生产、库存管理及物流运作,进而优化能源消耗,提升碳排放表现。其次,企业客户的数字化能够减少市场与供应商之间的信息不对称(Lee, 2023),从而使市场中的相关信息,包括低碳需求信息,能够有效传递给上游供应商,进而激励供应商采取更加环保的运营措施。
本文以2008年至2023年间中国境内的上市公司作为研究样本,探讨客户企业数字化与供应商碳排放效率之间的关系。借鉴Ding et al.(2025)和Zhai et al.(2022)的方法,我们通过对企业年度报告的文本分析来衡量企业数字化程度;从全要素视角出发,则运用Super-SBM DEA模型来衡量客户的碳排放效率。初步分析结果表明,客户数字化确实能够提升供应商的碳排放效率。从经济意义上看,客户企业数字化水平每提升1%,就能使每家供应商企业每年减少64.263吨的碳排放量。
为解决内生性问题,我们采用了四种方法。首先,我们运用工具变量法,以客户企业所在城市的邮政网点数量及地形起伏度作为数字化程度的工具变量。两阶段最小二乘法估计结果显示,经过工具变量处理的客户数字化具有显著的正向溢出效应。其次,我们引入供应链创新与应用试点政策冲击,以缓解样本选择偏差问题,并采用PSM-DID方法进行分析,结果同样显示客户数字化对供应商企业的碳排放效率有积极影响。第三,我们加入企业固定效应,以考虑那些不受时间变化影响的、企业特有的特征,此时数字化溢出效应依然保持显著的正向特征。第四,我们引入客户数字化的滞后项,以消除可能存在的同步性偏差,核心结论依然成立,且溢出效应的持续时间至少为三年。
此外,我们还进行了多项稳健性检验。首先,我们分别采用单要素分析法与随机前沿分析法来衡量碳排放效率。其次,我们通过文本挖掘企业年度报告中的管理层讨论与分析内容,或用数字资产占比来衡量企业数字化程度。第三,我们将计量模型改为Tobit模型与PPML模型,研究结果依然保持稳健。我们还分析了处于供应链中间环节的企业作为客户或供应商时的不同作用:当这些中间企业作为客户时,其数字化能显著提升上游合作伙伴的碳排放效率;而当它们作为供应商时,下游企业的数字化也能提高这些中间企业的碳排放效率。
我们推测,客户数字化通过提升供应商的供应链效率与绿色技术创新能力,最终提升了其碳排放效率。首先,我们研究了供应链效率是否是客户数字化影响供应商碳排放效率的中介机制,结果表明,客户企业的数字化提升了其供应商的供应链效率,而这正是加速提升碳排放效率的关键。其次,我们探讨了客户数字化是否通过推动供应商开展绿色技术创新来提升其碳排放效率,研究发现,客户数字化会将强烈的绿色技术需求传递给供应商,进而促进其碳排放效率的提升。
针对客户数字化的溢出效应,我们进行了两项异质性分析。首先,我们研究了客户集中度是否会影响这种溢出效应。客户集中度反映了客户之间的竞争程度,可能会影响数字化溢出效应的强度,我们的研究发现在客户集中度较低的群体中,数字化溢出效应更为显著,这说明更激烈的竞争环境更有助于实现创新突破并推动数字化溢出效应的传播。其次,企业客户所面临的环境监管压力,可能会促使供应商采取更多环保措施(Lin et al., 2024),我们的实证分析表明,在那些企业客户面临更大环境监管压力的供应商中,数字化对提升碳排放效率的促进作用更为明显。
本文的贡献体现在两个方面。首先,本研究将企业客户的数字化视为推动企业实现低碳转型的关键因素,为相关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以往的研究已经证实,技术创新(Fang et al., 2022; Xing et al., 2024)、可再生能源发展(Dong et al., 2022)、环境监管以及居民消费水平(Ding & Liu, 2024)等都对提升碳排放效率具有重要作用。我们的研究与Deng et al.(2025)的研究密切相关,但存在三点差异:其一,我们重点研究客户数字化的溢出效应,而Deng et al.(2025)虽然也提到了大客户对供应商碳排放的影响,但仅指出大客户面临严格的环保监管,会促使供应商采用绿色运营方式,并未探讨客户数字化是否能让客户将环保压力传递给供应商;其二,我们运用Super-SBM DEA模型来衡量企业的碳排放效率,而Deng et al.(2025)仅关注碳排放的总量;其三,Deng et al.(2025)的碳排放数据来源于S&P Global Trucost数据库,该数据库自2005年起每年都会收录34个国家的5,046家企业的碳排放数据,但并未涵盖所有中国A股上市公司,我们则是利用CSMAR数据库中的能源消耗数据,计算了4,213家中国A股上市公司的第一类和第二类碳排放效率,这一测量方式为中国情境下的相关研究提供了必要的实证依据。其次,我们的研究在资源基础观与制度压力理论框架下,深入探讨了数字化在供应链层面产生的溢出机制,丰富了关于数字化作用的现有研究成果。以往的研究多聚焦于数字化如何推动企业的绿色发展(Zhang et al., 2023; Guo et al., 2023; Ma et al., 2024; Yang et al., 2025),Song et al.(2025)指出,数字技术通过提升资源配置效率,能够增强企业的绿色创新能力,Yang et al.(2025)则认为,提升企业的技术范式与组织能力,是数字化转型影响企业绿色发展的重要途径,但也有研究指出,数字化转型可能会带来能源反弹效应,从而削弱这种推动作用(Jevons, 2023; Huang & Lin, 2025)。现有研究大多只关注企业数字化对其内部环境绩效的影响,而我们的研究则进一步探讨了客户数字化的影响是否会通过供应链关系传导给供应商,具体而言,我们基于资源基础观与制度压力理论构建了相应的理论框架,提出客户数字化能够为供应商提供持续的信息、知识与资源,帮助其提升资源配置效率,同时还能更有效地将碳排放减排的压力传递给供应商,因此数字化溢出效应能够提升供应商的供应链效率与绿色技术创新能力,进而提高其碳排放效率,我们的研究为客户数字化对供应商绿色实践的影响提供了新的证据。